在我们这个时代里，什么是更有价值的话语？是从学院里生长出来的所谓“批判理性”，还是从操作层面中生长起来的“生存理性”，而谁又能提供和到那里去寻找这种更有价值的话语呢？
引起笔者这番感慨的是阿正的《世纪对话》。
阿正问：“在国内旅行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只要是大中型城市，你就感觉不到特别明显的差异，城市的个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城市因此也显得越来越平庸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刘心武回答：“这是跨国资本打破国界后的必然结果，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。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中，想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。”令我有些遗憾的是，没有看到对话者在这个思路上的继续深入，如果能够有跨国资本运作对城市建筑决定性影响的个案分析，那就堪称精彩了。但是对资本运作力量的觉悟、对操作层面的关注，也已经可以看作是传统知识分子一个相当大的进步。
本书涉及的对话共有22个主题，除个别题目如“传统文化”，还有想象性存在的特点外，其余大多数已经从不同的方向指向文化体制操作性的真实面目，如“学校教育”、“报刊”、“畅销书”、“建筑文化”、“女性主义”、“体育”、“企业文化”等。访谈对象也显示了接触真实事物的能力，有关“学校教育”的有趣话语是杨东平的话：考试制度永远是需要的，这是一个现代制度，关键是考什么、怎么考？……在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中，一次性的统一考试成绩占30％，中学的考试成绩也占30％至40％，中学班主任的推荐占10％，剩下的是中学的其他表现，如运动、文艺，包括社区服务等。因为再好的一次性考试也不如中学班主任对学生的了解准确。但这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，如果由班主任推荐的话，中国的班主任可能会把学生都说成是天才。
多少谈教育的人，谈教育体制改革的人，都没有涉及到“信用危机”问题，但也许这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绕不开的症结。
有关中国戏曲的有趣提问是：“方言式微是不是会影响戏曲的命运？”
有关“中外文化交流”的有趣话语是：“交流是分层次的。个体交流上网最好，群体交流还是要靠生意场。”
当谈到报刊、畅销书等与出版有关的题目时，阿正显示出在这方面是真正的行家里手，他与梁刚健、李频和安波舜、张胜友的对话组合提供了这个领域的许多秘密。比如，规范的调查对行业的必要性，出版社用“理念”抢作家的过程等。这些记述和这本书中的其他对话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提供了一种“状态”。这不是一种自然主义倾向的状态，而是充满了理性成长张力的一种状态，它不仅是一种文化史的记录，还展示了文化史形成过程中真正的因、果、业、力。
在关于“企业文化”的对话中，我认为有一段话对于理解整个《世纪对话》的风格都有帮助：
“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企业在长大，企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。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，关键是企业要生存、发展必须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势态，包括吸引人才、对待客户……所以看企业文化，要通过文化表象的活动、标语，去看企业运作本身。”这里去掉“企业”两个字，意思完全成立。文化的根基、最关键之处在哪里？在于人一要生存，二要发展，人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，决定了文化的面貌。一个人在生存发展中才会有自己的批评能力，并且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的批评能力才有可信度，才是可以被称作是理性的东西。整个《世纪对话》的魅力，就在于提供了这么一种附着在我们生存现实之上的思想和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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